《子藏》第六批成果发布会暨“子藏学”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11月13日，《子藏》第六批成果发布会暨“子藏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研讨会围绕价值诉求、理论创新、研究利用等核心话题，对“子藏学”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子藏·儒家部》之《论语卷》《孟子卷》于现场正式发布，标志着《子藏》这一古籍整理的浩大工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研讨会围绕价值诉求、理论创新、研究利用等核心话题，会议对“子藏学”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吕志峰介绍，《子藏》是华东师范大学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超大型学术项目，从2011年12月首批成果《庄子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发布，到现在第六批成果顺利出版，在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的带领下，《子藏》编纂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方勇培养的学生遍及天下，“子藏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子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华东师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诸子学研究的重镇，引领着诸子学发展的新风气和新方向，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幸事，也是诸子学研究和发展的幸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回顾并梳理了《子藏》工程的编纂与推进过程。十余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力，联合海内外众多高等院校与学术机构，编辑团队与学术团队密切合作，拟定体例、精选底本、严格编校、高质量印制，倾力打造《子藏》这样一部子学经典，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他说：“《子藏》高水平和高频率的连续出版，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乃至整个古籍出版界的发展，这是参与编纂的各个单位的共赢，也是学界和出版界共同的盛事。”

    围绕“子藏学”之建构，方勇提出，“子藏学”是以《子藏》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范畴，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发掘《子藏》编纂理念来建构子学文献整理范式，为今后的文献整理和子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自觉。具体来讲，“藏”指经典秘宝，“宝”则不单单指文献集成，更在于有新的精神气韵与学术文化生长在其中。恰如有《四库全书》而有“四库学”，有敦煌宝库于是有“敦煌学”，因为有《子藏》，于是有了“子藏学”，而有了“子藏学”之后，将使《子藏》的价值获得生命性提升，助力《子藏》实现绍古开新的文化使命。

    “子藏学”的提出与建设，能够解答很多理论问题，比如进一步明确对《子藏》的认知与使用。《子藏》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文献方面，也有精神、观念、方法论、价值观等等层面的突破创造。它本身就意味着对子学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重新发现与再发展，最终孕育出了“新子学”理念。以横向视野来看，在《子藏》基础上孕生的“《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分别承担了子学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思想研究和理论创发三个层面的任务，共同构建了子学研究的立体大厦，力争为当代诸子思想及文化的研究提供标杆。

    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成吒则阐述在联系与差异的场域中关照《子藏》与“子藏学”。陈成吒认为，《子藏》、“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四者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提升。《子藏》工程是一个重要基础，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孕生出了“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后三者则从不同方面与层面提升了《子藏》的形而上厚度。《子藏》作为子学源头“诸子百家”文本的大集成，并非一次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对子学的全面发现，使其彻底而完全地呈现在今后的文化进程里，它把握了子学的核心——子学文本。通过对子学源头“诸子百家”文本的全面、原生态、系统地呈现，让我们看清了过往的历史，又将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子藏学”明确了上述对《子藏》的认识，它所带来的《子藏》文献研究也是别具特色。不同于传统的“四库学”“敦煌学”以及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体系，“子藏学”的优势就在于新的研究理念，它本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新子学”理念下所带来的修编原则、思路，以及后续的独特研究。由于理念革新，修编体系不同，在进行相应的书目提要撰写，以及文本整理、诠释的同时，也将展开各“子”的学术史，乃至“中国诸子学通史”的梳理，这些都将会别开生面。强调文本的演变，这种更加历史性的、辩证的、发展的处理方式，也自然会带出对子学的历史及其当下、未来的新洞见。

    研讨会上，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子藏学”进行了解读与建构。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志平充分肯定了《子藏》的文献与理论价值，并对“子藏学”的发展充满期待。陈志平说，“子藏学”是在《子藏》编纂、使用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目前其内涵与品格更多的是来自《子藏》的编纂实践。一方面，《子藏》影印部分收子书近4000种，收书的“全”和“精”，为诸子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子藏》的编纂，在体例上寓含着编撰者倡导的“新子学”理念。二者相辅相成，是促进“子藏学”形成的基础。《子藏》如同一座宝山，必让人满载而归，而在后续的使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提要撰写、文献整理、学术史研究甚至《子藏》的数据库等数字化建设等等，必将形成叠加效应，此正是“子藏学”未来可期的重要原因。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小白建议持一种整体史观来对待《子藏》。他认为，“子藏学”应视《子藏》为一整体，以区别子学史性质的孤立研究。从中华文明整体史观的角度入手来认识《子藏》，无论是作为元典的先秦诸子，还是后世以先秦诸子元典为依据衍生而来的诠释作品，都存在或纵或横的时空经纬图标。当然，整体史观下认识“子藏学”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不仅要将整体化了的《子藏》从中华文明体系当中剥离出来以做具体研究，还要将其纳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作融合式的观照，考察其在分合之际的具体表现，在此分合交互情形下确立关于“《子藏》学”文化价值的合理判断。

    截至目前，《子藏》已经先后出版图书六批，精装16开1016册，收录文献2981种。第一批成果《庄子卷》，共162册，收书302种。第二批成果包括《鬻子卷》《关尹子卷》《文子卷》《鹖冠子卷》《子华子卷》《列子卷》（附《杨朱》）《亢仓子卷》《商君书卷》《慎子卷》（附《申子》）《韩非子卷》，共116册，收书673种。第三批成果包括《管子卷》《公孙龙子卷》（附《惠子》）《邓析子卷》《尹文子卷》《人物志卷》《论衡卷》《抱朴子卷》，共141册，收书414种。第四批成果包括《吕氏春秋卷》《淮南子卷》《老子卷》，共216册，收书664种。第五批成果包括《六韬卷（附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卷（附武侯书、李卫公问对）》《孙子卷（附吴子）》，共55册，收书388种。第六批成果为《论语卷》《孟子卷》，共326册，收书540种。

    做为一项文献整理工作，《子藏》对子学文献做了系统整理，为子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从《子藏》到“子藏学”，对诸子的重新界定和整体观照，将部分文献“离经还子”回复其原初面貌，解构固化的经子关系，对孔老关系的重新讨论与建构，对子学文本的重新认识，随着“子藏学”的逐步推进，《子藏》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既继承文献整理与学术文化传统，也介入中国文化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