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有不少收获，这是我们团队的荣誉，更是对我的勉励和鞭策。”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田教授如是说。从凭借“肝癌ASAP诊断模型”获得第二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创新大赛暨2025年上海市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创新大赛金奖到成为荣获第十二届“树兰医学青年奖”的唯一军队医院代表，杨田一路深耕，终见花繁叶茂。
作为“国家临床杰青”，他从汶川抗震救灾的年轻军医，到国际肝胆外科学术舞台的新星；从临床一线的手术医生，到推动肝癌诊疗创新的研究者。观察杨田20年的从医之路，是一条融合临床、科研与人文关怀的攀登之路。
从临床痛点出发，破解诊疗难题
2008年盛夏，27岁的杨田随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疗队从汶川救灾归来，黝黑的脸上还带着疲惫，眼神却格外明亮。这次特殊的经历，源于一篇意外发表的短文。
当年4月，还是住院医生的杨田，在《柳叶刀》杂志看到一篇关于非洲医生现状的文章，联想到自己“天天换药、写病历、上手术，工作多、收入少”的日常，以及中国医生面临的教育成本、医患纠纷等问题，一时兴起写下《中国医生的工资》一文投稿。“不过两三百字的‘豆腐块’，本是想吐槽几句，没想到真的发表了。”这篇短文，成为当时第二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以本校为通讯单位在《柳叶刀》发表的首篇文章。
正是这篇“无心之作”，让“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注意到了这个“有态度、有热爱、敢发声”的年轻人。汶川地震发生后，众多医生主动请缨驰援，吴孟超却点名让杨田加入：“让他去！年轻人要在考验中成长。”
在汶川的54天里，让原本略带稚嫩的杨田迅速成熟。回到医院后，他更加专注于临床技能提升，在吴孟超院士的悉心指导下，一步步夯实肝胆外科基础，从助手成长为主刀医生。
“外科医生的临床工作已经够忙了，你怎么还能挤出时间做科研？”面对这样的疑问，杨田的答案始终是“热爱”——“当你在临床中发现一个问题，用科学方法找到答案，再把经验分享给同行，让更多患者受益，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
他的科研初心，始于2005年的一次误诊经历。当时，刚完成两年规培回到医院的杨田，在胆道外科轮转时遇到一例特殊病例：患者被临床诊断为胆囊癌，术后病理却证实是罕见的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这种病太容易被误诊了，一旦误判，患者可能会接受不必要的扩大手术，承受额外痛苦。”
在科主任的鼓励下，杨田抱着“弄明白”的念头，拿着科主任的字条前往病理科，借阅了医院建院以来的10多本病理记录本。他逐页翻阅，逐例统计，最终发现10年间全院确诊的33例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中，有10例曾被误诊为胆囊癌。利用业余时间，他围绕这组病例撰写了10篇论文，涵盖诊疗体会、误诊分析、鉴别要点等内容，相关成果还获得了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这是我科研路上的‘第一桶金’。”杨田说，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临床中的每一个“意外”，都可能是破解疾病的关键。2006年夏天，25岁的他带着这项研究成果，站上了第11届全国普通外科学大会的讲台。
此后，杨田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成为主治医师后，杨田意识到建立患者数据库的重要性。当时，主治医师凭印章一次可借阅30份病历，他每周都借满30份回宿舍整理，从每份病历中提取300多项与预后相关的指标，常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10个月里，他累计整理了1200多份肝癌患者资料，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在枯燥的统计工作中，杨田总能发现新的方向：“对称型肝癌的生存率会不会比非对称型更高？‘圆滚滚’的肿瘤是不是比形态不规则的肿瘤预后更好？”这些源于临床的疑问，最终都变成了一篇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为肝癌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立适合中国患者的“东方标准”
“医生，我还能手术吗？”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门诊，经常有中晚期肝癌患者带着这样的期盼询问。按照国际公认的巴塞罗那肝癌分期，大部分中晚期患者只能接受介入或药物治疗，无法通过手术根治。但杨田在临床中发现，很多中国患者通过手术，能获得比保守治疗更好的预后。
“中国的肝癌患者有自己的特点——全球50%以上的肝癌病例在中国，其中90%是乙肝相关性肝癌，而欧美国家以丙肝相关性肝癌为主。”杨田说，中西方患者的差异，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诊疗标准。
2010年，杨田在肝外五科轮转时，跟随卢军华教授学习特殊肝段肿瘤切除。一次，他受卢教授委派，前往上海某医院会诊一名右肝巨块型肝癌伴破裂出血的患者。当时，患者经肝动脉栓塞术止血失败，腹腔持续出血，生命仅剩两天。杨田评估后认为，患者肝功能储备尚可，肿瘤符合根治性切除条件，提出实施急诊肝切除。
在卢教授的支持下，手术当晚顺利进行。不仅成功止血，还完整切除了肿瘤，患者最终存活了两年多。这个病例让杨田深受触动，他开始系统研究肝癌破裂出血患者的诊疗策略。在吴孟超院士和沈锋教授的指导下，他对1233例肝癌病例（其中143例伴破裂出血）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出“部分具备手术条件的破裂出血患者，在肝功能可代偿的前提下，可积极开展肝切除”的观点。这项研究发表在《英国外科杂志》上，挑战了巴塞罗那分期的传统认知。
在此基础上，2011年，杨田在德国《肿瘤研究和临床肿瘤学杂志》（JCRCO）发表论文，公布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511例巴塞罗那晚期肝癌患者的手术数据：患者中位生存时间27.9个月，5年总生存率30.5%，远优于当时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不足11个月的中位生存期。
2012年，在吴孟超院士的指导下，杨田和同事基于医院大量患者数据，筛选出肿瘤大小、肝功能情况、体能状态分级等10个影响术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将肝癌分为五期，命名为“东方分期”。这是首个由中国内地学者提出的肝癌新分期标准，以刊首论著形式发表于德国《肿瘤研究和临床肿瘤学杂志》。
10年后，杨田团队通过国内多中心队列验证发现，“东方分期”对中国肝癌手术患者的预后预测效能，显著优于6种西方分期。“我们不是要否定西方标准，而是想为中国患者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杨田说，如今，越来越多中晚期肝癌患者依据“东方分期”获得了手术机会，重新点燃了生命希望。
做患者的“健康传声筒”
“吴教授，我先生得了肝癌，以后吃饭要不要跟他分开？”一次陪吴孟超院士出门诊时，患者妻子的这句话，让杨田心里一沉。
这让他想起5年前的一幕：当时他床位上有一名30多岁的肝癌患者，刚结婚生子，妻子悄悄问他“乙肝会不会传染，吃饭要不要分开”。“患者生命都快进入倒计时了，却还要承受最亲近的人的歧视，这太让人心疼了。”杨田说，那天门诊结束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吴孟超院士，老人当即说：“这是我们医生的科普没做到位！你会写文章，赶紧写一篇，告诉大家真相。”
当晚，杨田彻夜未眠，写下《呼吁消除乙肝歧视》的述评。在“世界肝炎日”当天发表于《柳叶刀》后，被国内多家官方媒体转载，引发广泛关注。“乙肝不会通过共餐、握手传播，规范治疗后患者完全可以正常生活。”杨田说，这篇文章让他意识到，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做健康知识的传播者。
此后，针对医疗暴力、养生误区、农村环境污染与健康等社会热点，杨田多次在国际期刊发声，用中国医生的视角提出建议。但他发现，普通患者很少阅读学术论文，“科普要接地气，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心里”。
2017年，杨田在喜马拉雅开设《名医坐堂》栏目，以《乙肝真的那么可怕么》为题做了四期节目，用通俗的语言解读乙肝防治知识。2020年，他开通短视频号“田哥话肝胆”，推出“得了乙肝就会得肝癌吗”“切胆还是保胆”“白酒红酒哪个更伤肝”等系列内容，每条视频点赞量都在四五百以上。“很多患者告诉我，看了我的视频，再也不被伪科学忽悠了。”杨田笑着说。
2025年6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成吴孟超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杨田成为首批专家讲解员。每当站在展厅里，讲述吴孟超院士带领“三人小组”白手起家、攻克肝脏外科禁区的故事时，他都会想起吴老的教诲：“医生心里要永远装着病人。”
以患者为中心，做“救鱼的小孩”
“大海退潮后，沙滩上的小鱼快要干死了，一个孩子一条条把它们扔回海里。有人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孩子说‘这条在乎，那条也在乎’。”2016年，杨田在《肝脏病学》（Hepatology）杂志发表散文《肝脏外科医生就像救鱼的小孩》，文章灵感来自女儿三岁时的画作。
在杨田看来，中国的肝胆外科医生，就是“救鱼的小孩”——明知无法挽救所有肝癌患者，却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2015年，他刚晋升副教授，就遇到一名63岁的温州患者，左右肝各长了一个10多公分的肿瘤，按国际分期已属中晚期，不建议手术。但杨田通过三维可视化技术评估后认为，肿瘤包膜完整，肝功能允许，完全可以手术切除。
“切一个和切两个，对患者来说是天差地别的——切两个，就有根治的可能。”杨田说，手术很成功，术后病理显示肿瘤无微血管侵犯，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2018年，患者过66大寿时，女儿发来“五女拜寿”的照片，杨田把这张照片用在自己的科研讲座里：“这就是我们做临床研究的意义，为患者争取更多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2019年，杨田和沈锋教授共同研发的“ASAP肝癌早诊模型”问世。该模型以慢性乙肝患者为重点，纳入年龄（Age）、性别（Sex）、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四个指标，通过科学算法预测肝癌风险。相较于传统的甲胎蛋白检测，其早期检出率提升25.8%，已在全国43家三甲医院推广，累计为患者节约检测费用近1亿元。2025年，该项目斩获上海市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创新大赛金奖，杨田说：“希望这个模型能像它的名字‘ASAP’（As Soon As Possible）一样，让更多患者实现早诊早治。”
“在我的医学道路上，有太多贵人相助。”杨田说，吴孟超院士是他的“精神灯塔”，而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刘允怡院士，则是他学术路上的“引路人”。
2008年9月，第一届中国外科医师年会上，杨田听完刘允怡院士的报告后，鼓起勇气上前合影，并表达了学术上的困惑。此前，他曾将一篇关于双侧肝内胆管结石的论文投稿至《外科学年鉴》（Annals of Surgery），却收到了审稿人的尖锐批评和拒稿通知。年会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论文发给了刘允怡院士。
没想到一周后，他就收到了刘院士的详细回复——不仅调整了研究设计，还梳理了逻辑框架，“几乎相当于重写了一遍”。在刘院士的指导下，这篇论文最终成功发表，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学者在该顶刊发表的前10篇论文之一。
“刘院士告诉我，优秀医生治病救人，医学大师则通过创新造福更多患者。”杨田说，这番话让他深受触动。此后，他经常向刘院士请教学术问题，甚至一次提出18个研究课题的思路，刘院士都逐一反馈，指出可行性和注意事项。“他从不因为我年轻就轻视我的想法，反而鼓励我多提见解，培养批判性思维。”
“从没有‘躺平’的青春，只有奔跑的岁月。”如今的杨田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拼劲：每周至少主刀3台手术，挤出时间整理科研数据，坚持更新科普内容。杨田说，“冥冥之中我知道，我就想成为那样的人，做‘救鱼的小孩’，为他们撑起一片活下去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