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凌利中新著出版，以审美为尺度提鉴定“十论”

  他打破定论，将台北藏董其昌《烟江疊嶂图》卷考定为清初高士奇摹本；“举贤不避亲”，确认上博馆藏《丹山纪行图》为元代顾园唯一传世真迹；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一幅被高居翰等学术权威定为清代无款的《木芙蓉图》，被他据笔墨气息与题跋关联还原为元代王渊中晚年真品……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的两部新著——《书画鉴定十论》与《江南文人画史》——近日相继在上海书展与上海图书馆首发。

  前者汇聚凌利中入职上博二十余年的鉴定实践，后者则是他对文人画史的理论建构。两书互为补充映照，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终极标准，应当是笔墨所承载的东方审美。

  在上海书展上，凌利中与知名媒体人顾村言共论“文人画，何以江南？”据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江南文人画史》从理论层面重构了文人画的发展谱系，尤其补上了环太湖流域、特别是上海地区在千年书画人文链条中“缺失的一环”。

  “一部文人画史，半部与上海相关。”凌利中大胆提出了这个观点，打破人们以往对上海文化影响力崛起于开埠之后的刻板印象。他指出，以往谈及上海书画，基本止于吴昌硕，而上海本土绵长的书画文脉始终未被系统性重写。新著补上了这缺失的一环。而这背后，是凌利中长期如福尔摩斯般在传统书画和文字著述中不放过蛛丝蚂迹的探寻，孜孜以求“真实”。

  中国书画鉴定素有“判优劣、辨真伪、明是非”的学术旨归。凌利中认为，古书画研究不该只是简单考据。从“辨真伪”到“明是非”之变，是时代呼唤。

  无疑，“真伪”问题是中国古代书画首要解决的问题。师承上博鉴定大家钟银兰，凌利中从入职上博之初就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学者的“鉴定功力”。当年，钟银兰犀利一眼就指出某本恽寿平画册“封面不对”，让凌利中感受到传统书画的审美、气韵才是论定其价值高下和真伪的核心关键。

  但中国传统书画的当代研究者必须超越过去的经验，而跃入新的境界。如今，学者已经可以综合运用笔墨、印章、材质、文献多重证据，以完整的图文证据链支撑每一条鉴定结论，如医生一般为古代字画进行“全方位诊断”，“明其是与非”，让美术史的叙事不再建立在可能误判的伪作之上。

  在《书画鉴定十论》中，凌利中以20个经典案例阐释其独家的“鉴定十论”，其中最引人注目当属董其昌《烟江疊嶂图》“双包案”。他不仅从笔性、书画功力、流传过程诸方面确证上博本为真迹、台北本为清摹本，更通过《横云山人集》的文献检索与高士奇书风比对，将该作重新定名为《清高士奇摹董文敏烟江疊嶂图》，前后持续十八年，堪称鉴考结合的范本。

  同样“石破天惊”的还有他对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木芙蓉图》“拨乱返正”事件。该图百余年来被定为清代无款之作。凌利中在访学期间，先凭纸张、气息与风格直觉判定其“全属元代”，继而比对北京故宫藏王渊《墨牡丹图》与大英博物馆藏《水墨栀子图》的格式、题跋与钤印，确认三件为同一画家所作，最终促使弗利尔官网将其改入宋元书画板块，定名为元代王渊《水墨木芙蓉图》。

  常年浸润于中国顶级笔墨中，凌利中渐成一家一派。他主张始终将审美感悟置于技术方法之上，“古书画的核心价值是笔墨承载的东方审美。研究艺术史不是仅仅沉湎于考据、文献，更是一种艺术享受……它既是严谨的学术，也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审美对话。”（孙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