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数字+”，更加注重“+数字”

上海市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要把更多数字领域的技术成果跟传统产业结合、融合、应用，尤其是发展更多、更好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不是进入各行各业、取而代之，而是要成为各行各业的‘助手’，助力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正向引导，创新监管机制，特别是要运用AI、大数据等新技术，用数字化技术来监管数字行业的发展，早发现、早治理，兜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

    ■引导大型优势企业和数字化服务平台统一数字开放结构，帮助提高中小微企业管理者数字转型的能力，并给予资金支持，加快标准化建设

    今天的上海，正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大步迈进。

    过去一年，上海全面系统构筑起了数字城市的“四梁八柱”，便捷就医少等待、为老服务一键通等一批数字生活标杆场景相继推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深入推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将聚力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如何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率先应用新技术、转换新动能、探索新经验，奋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超前谋划创新人才思维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市人大代表、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郭宇表示，数字时代呼啸而来，我们正从以信息、消费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转向以产业和价值为中枢的数字时代，“对此需要上海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早做应对、抢占C位”。

    郭宇建议，上海在推动“数字+”的同时，更加注重“+数字”，要把更多数字领域的技术成果跟传统产业结合、融合、应用，尤其是发展更多、更好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不是进入各行各业、取而代之，而是要成为各行各业的‘助手’，助力高质量发展”。

    同时，数字化转型还应努力培育符合城市发展定位的数字空间。郭宇认为，对企业来说，可以应用场景落地为目标导向，注重鼓励企业重视数字资产的累积和应用。对于社会而言，则要鼓励数商生态的尽快形成。“可以是从事数据技术服务的数商，也可以是流通与交易市场的配套服务商；可以是自营自治的数据交易商或数据交易平台运营商；可以是数据供方，也可以是数据需方。每一个企业在不同的数据生态中的角色可能都不一样。”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也离不开大量人才贡献智慧，因而就需要创新人才思维，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的数字化领跑者。“新赛道竞争的背后，是高水平的人才竞争。和工业经济不同，数字经济是跟着人才走的。”全国政协委员、市经信委副主任张英介绍，“十四五”期间上海在线经济人才需求量达120万，还存在40万人的缺口。

    她建议，要结合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聚焦元宇宙、智能终端等新赛道、新动能，升级完善“海聚英才”计划，吸引更多国际顶尖英才、青年才俊来沪创新创业。要探索设立新型数字化人才的评价体系，针对懂行业又懂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创立“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职称制度，发现一批数字人才、数字创客、数字工匠，培育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梯队，提升青年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

    踩油门也要系牢安全带

    数字化转型进程日新月异，管理思维也应当敢于突破、不断创新。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可能也伴随着风险。如何趋利避害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有代表委员指出，当“死”的数据整理、交互、流通成为“活”的数据后，就具备了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属性，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不断优化对数据资源的监管，既不能丧失创新与流通的活力，也不能逾越安全的底线。

    “既要‘踩好油门’，也要‘系牢安全带’。”张英建议，要优化政府数字化监管方式。结合新形势，探索数字化的放管服改革，逐步厘清不适应数字化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资质资格等事项，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比如要打破招商引资唯税收的思维定式，注重团队能力、技术水平、企业成长和市场估值。”

    今年实施的《上海市数据条例》对一些负外部性的行为进行规范，比如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数字IP侵权等，传统的监管方式往往难以发现这些问题。张英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正向引导，创新监管机制，特别是要运用AI、大数据等新技术，用数字化技术来监管数字行业的发展，早发现、早治理，兜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

    激活政府市场“两只手”

    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龙头企业示范引领，更需要各类经济实体百花齐放，从而营造出良好数字生态。

    “中小企业是数字经济长尾效应的重要组成，80%的中小企业仍然面临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张英指出，不少中小企业都面临转型瓶颈，亟待破解，“说到底，还是投入高、人才缺、数据少，也缺少可量身定制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相比于大企业，中小型企业缺乏转型资金、专业团队以及整合能力，试错成本非常高。‘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是许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市人大代表韩若冰也发现，许多中小微企业都在经历数字化焦虑。

    对此，市人大代表、杨浦区区长薛侃建议，应由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整体解决方案，降低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遇。韩若冰则建议，要引导大型优势企业和数字化服务平台统一数字开放结构，帮助提高中小微企业管理者数字转型的能力，并给予资金支持，加快标准化建设。

    “推进数字化转型要创新服务思维，激活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张英建议，要通过部门联动、政企合作，为中小企业打造普惠化、兜底式数字化基础能力平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更多建设大规模的训练模型库、自主可信的行业安全底座、软件开源开放框架等，让公共的能力平台成为产业扶持政策兑现的新方法，同时加大信贷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

    同时她还建议，要更加精准地赋能企业，可以参考“随申码”面向企业打造“沪企码”，通过“一码”连接分散在各部门条线的数据，构建企业的数据画像和数据账户，实现政府更加精准的施策，主动服务，弹性监管，架起政企间双向赋能的桥梁。（记者 吴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