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下申城救助站开启“深夜救助”
赵雪娟（右二）正在劝说一对露宿在露天停车场的母女进站休息。 赖鑫琳 摄
这是一辆蓝白色的依维柯救助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就像一个小小的光点。它的灯光总是照向街角、桥下、停车场、地铁口、待拆迁的旧改基地……每年寒潮来袭时，都是上海各救助站最忙的时候。每次出车，露宿者出现的地点、时间都不确定，他们只是一次次凭着经验和运气在街头寻觅，直到整个寒冬过去。
1月9日夜晚，一场小雪在上海飘然落下，市区气温降至冰点，杨浦区救助站的胡求军和4名同事在寒风中奔走至凌晨。1月10日一早，一名救助对象经过治疗后康复出院，工作人员从医院接她回到位于江浦社区的家中。连日来，救助站工作人员还在忙着寻亲工作，他们要让更多流浪人员在春节前踏上回家的路。
倔强老太和救助者的坚持
晚上8时，位于周家嘴路的杨浦区救助站内，救助车准点出发。“在寒潮到来前，我们用了一个月时间排摸出全区的重点露宿点位。”站长居加定心里有张地图，“鞍山商圈、五角场商圈、复旦和同济周边、滨江百联、10号线地铁口……”
巡查人员分成两组，从早上8时半交替巡查到晚上10时半。记者跟随的这支队伍是当天的夜间加强班。“当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我们会安排一个5人加强班，专门在零时以后出动，遇到身体虚弱的露宿者及时救助，遇到不肯接受救助的，就留下棉袄、热水和干粮……”居加定说，所有点位走下来，通常已是凌晨2时。
车子沿着平时摸出来的点位一路搜过去。“第一站去小世界，然后去殷高路。”副站长殷宸垣用手机和另一台车联系。半小时后，车停在殷高路、市光路路口，门一开，寒风立即灌进大衣里。巡查组成员挨个跳下车，几个人朝一栋商务楼旁的露天停车场一路小跑，终于在一处过道里找到一床被褥，里面睡着一对母女。
巡查组里，赵雪娟通常负责与流浪者沟通。她轻轻拍了拍被子里的人说：“天太冷了，跟我们回去吧。”没等她反应过来，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家突然从被褥里坐起来，挥动着手臂高声说：“你们不要管我，我不冷！”
周边的商铺早已关门，四处黑暗无光，过道虽有瓦遮头，但寒风不断从两头吹进来，老太太和女儿冻得把头捂进被子里。“平时不进站可以，今晚降温到零下了，这里两头通风，你们扛不住的。”赵雪娟越是劝说，老人情绪越暴躁：“我不去！你们走，你们走……”
几个人努力了半天无果，回到车里，一时气氛陷入沉默。“其实这种事也算家常便饭，有时他们（露宿者）会骂你，打你。”入行15年的赵雪娟说，刚入行时她因为救治一名有精神障碍的流浪者，被死死揪住长发拉扯，从那以后她就剪掉了长发。“流浪者不肯进站，我就只好每天去看一下，直到他们度过这个寒冬。”
一次次扑空后的关键救助
晚上9时，在彰武路的招商银行取款机旁，巡查组找到在这里露宿了三年的老街友的衣物，却等不到人。一个晚上，这样的情形会多次出现。
“其实每一次出车我们都不确定能找到人，很可能会扑空，但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伸出的援手，或许就是最关键的一次。”殷宸垣说起最近救助的一名流浪者阿花（化名）。
阿花一直在黄兴公园门口摆摊，以卖鞋子为生，周边居民都认得她。“有一天发现她躺在路边台阶上，脸色煞白，一直捂着腹部，看起来十分难受。”但不管如何劝说，她就是不愿接受救助。第二天，居民又打电话来，说前两天给她的大饼她都没动过，已经4天不吃不喝了。“我一听不对劲，马上打120，并联系公安协助把她送到杨浦区中心医院。”
详细检查后，医院发现阿花患有严重低血糖、胆囊积液、尿潴留。“如果当时不及时救她，我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殷宸垣说，住院期间，她很少与人沟通，一直靠注射药物维持生命，否则血压就会往下掉。
1月10日早上，救助站医生缪爱华到医院看望阿花，她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经过几番波折，阿花的家人已经联系上。阿花户籍在湖北，后来嫁到安徽，通过两地的救助站都联系不到她的家人。后来，工作人员把阿花很久没用的手机找出来，充上电，经过她的同意后，从手机通讯录里找到她哥哥的联系方式。等她身体恢复后，救助站就会护送她回家。
为了增加信息源，救助站平时会给重要点位周边的居民或商铺发放小卡片，让发现露宿者的周边市民及时拨打卡片上的电话求助。
好心老板和阿颖的三年
晚上10时，救助车穿过淞沪路地道，往灯火通明的五角场商圈开去。
政通路122号是一家招牌红烧牛肉面店，远远看到一名女流浪者坐在靠近玻璃门的桌子前。“你们先不要都过来，会吓到她。”赵雪娟小心翼翼地靠近。看到救助队员进店，女人立即起身要往外跑。“你别紧张，我们只是来关心你一下。”
这家面店的老板名叫崔晓伟，三年前和妻子从老家来上海开这家面店的时候，阿颖（化名）在附近一家发廊上班。“那时她经常来我这里吃饭，后来理发店不做了，她没了生活来源。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她思路有些混乱，吃饭也不掏钱了。”
看到有顾客吃剩下的饭菜，阿颖就端过来吃，这时崔晓伟会给她煮一碗面。夜里，她趴在店里的桌子上睡觉，即便顾客有意见，老崔也不赶她走。“你赶她出去，她能去哪里呢？”就这样，面店门口那张桌子几乎成了她的“专座”。
“你就进来洗个澡，然后睡一觉，我们站里比外面宾馆都干净。”救助人员沈冲试图劝阿颖上车，但她激烈地抗拒，一直喊着要“哥哥”。后来，崔晓伟只好陪她一起上了救助车。
车在深夜的街道上飞驰，赵雪娟、沈冲和阿颖一起坐在后排的救助专用座里，崔晓伟也陪在一旁。在众人陪伴下，阿颖逐渐放下防备心，断断续续说起自己的经历，她记得自己的老家在哪里，但家里有什么亲人已记不清了。从一张模糊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得知，两天后是她的生日。
“她总说自己银行卡里有钱，要给银行打电话。我就让她打，打完我再挨个去跟人家解释。”崔晓伟告诉记者。“你为什么坚持帮她？”“她只信任我，只跟我说话，别人谁都不说，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搭理她。”
晚上10时半，在杨浦区中心医院，陪阿颖做完核酸检测、验血和CT，崔晓伟借口上厕所后离开了。晚上11时，阿颖进入救助站，登记基本信息后，住进站内二楼的一个小房间。
安置好阿颖已是凌晨时分，气温降至零下3℃，刚完成护送任务的救助队员在站里简单吃了碗面，又接到新的线索，准备出车。等待他们的或许是又一次扑空，或许是拒绝和打骂，也或许能挽救一个人于冰冷绝望中。
今年元旦刚过，杨浦区救助站便接到来自广州增城救助站的电话。根据阿颖提供的一张模糊得几乎无法分辨的身份证复印件，杨浦区救助站获知她的户籍所在地在广州增城，并从当地提供的户籍材料中，通过对比照片信息确定了阿颖的身份。
“当地回复目前已经联系到阿颖的家人，过几天我们就会安排专人护送她回去，也许过年前她就能回家了。”居加定说，“救助工作是一份帮助人的事业，在这里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让人悲伤，有的让人温暖，但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帮流浪者找到回家的路。”（黄尖尖）
